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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里尋安全】玖:齊桓公,君子難為小人心

anquanyue.org.cn時間:2019/8/5 9:23:38
來源:山西太原安監次瀏覽

管仲一生至少犯了兩個關鍵性錯誤:一個刺殺公子姜小白,一個臨終前沒有除掉齊桓公身邊的奸佞之人。

作為政治主張和各為其主的投機使然,刺殺姜小白或許會使中國失去齊桓公這樣具有雄才大略的明主。齊桓公的偉大之處在于能夠化敵為友,大膽啟用“仇人”為相,并輔佐其達40年之久,不僅對其人生和宗族有著完美的交代,更使后世看到一個國家昌盛發達所必須的條件和必要的潛質。

包容,是一個天下君主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背后便是雄心和壯志。常人是很難與一個將要置己于死地的政敵握手言歡的,更不要提高高在上俯視江山的國君,甚至還將“刺客”尊為“仲父”般的禮賢下士。

因為包容,齊桓公成為新的時代的奠基人、治國新理論的開拓者以及新合作模式的開發者。他的決策,更多是管仲的主意,作為代言人,他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最早稱霸的諸侯,收到周天子的賞賜。

而作為指揮者,他的知人善任,特別是權力的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乎以全國之力完成管仲心中的治國理想化。這種信任關系,使齊國在政治、經濟高度繁榮之后,與齊國的強國文化高度融合,形成了相互促進和相互發展的良性狀態。

很多時候,“狡兔死走狗烹”是舊時代所有文臣的宿命。誠然,歷史上不乏皮里陽秋、明哲保身之人,或許歷經幾世而不衰,但終是白駒過隙,除卻經世之人熱捧外,基本得不到普遍的認同和共鳴。“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朝劉禹錫的這句話道盡了世間滄桑,也暗指魏晉以來王、謝等家族地位顯赫,但不過最終灰飛煙滅,除少數亮點外,人們很難對他們家族事跡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但管仲不同,他不僅是他個人成為千古名相被后人傳頌和褒揚,更使他與齊桓公開創了中華歷史的一個嶄新篇章,即以理念的更新,推動文化和經濟的進行,為國家治理開創了可借鑒、可參考的理論依據和有效樣板。

這一點,與現代企業尋求高速發展的意愿和對對安全文化建設的關系極其神似。很多優秀企業的發展證明,企業安全文化可以有效、迅速地助推企業發展,甚至渡過難關。

且不說一次生產安全事故對企業的災難性打擊,即以安全發展的理念對企業文化作為核心向心力推動企業實踐行為的向前發展,就具有極大的導向功能、凝聚功能和培育功能。企業安全文化集中反映了企業管理者和員工共同的價值觀念、安全理念和安全追求,具有強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為企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同時,企業安全文化因其對生命的參悟和價值的感知,能使企業全體員工對待安全的觀念、目標及行為準則等方面保持一致,形成心理認同的整體力量。

推行企業安全文化的過程,就是培育員工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安全技能的過程。通過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以人的安全行為準則作為自我激勵標尺,激發企業員工的安全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規范和約束不安全行為,使安全生產成為員工自覺、自愿的行動。

管仲的成就,被后人濃縮整理在《管子》一書中。這幾乎是一篇春秋時期的百科全書,涵蓋了道家、法家、儒家、陰陽家、名家、兵家、農家的各種思潮和觀點,而且從山川地理到稼穡農時無不涉及。管仲也就是憑借這些點滴思想的匯聚,完成了他人生巔峰理想的實現。

在《史記?管晏列傳》中,太史公司馬評論:管仲,世所謂賢者,而孔子小之。小,是指管仲的視野和氣魄,太史公認為,“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免之至王,乃稱霸哉?”太史公感嘆的是,既然周王朝氣數已盡,又何必舉起尊王攘夷的大纛,取而代之或許更利于天下大勢。

連閱歷非凡的太史公都如此評價管仲,可見管仲的成就。但是相比管仲第一條錯誤,第二條錯誤,對于他完美的四十年為相經歷和齊國蒸蒸日上的霸業來說,卻是不可饒恕的。

齊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危,齊桓公前來看望,希望得到管仲臨終前做出政治遺囑。精明了一生的管仲,自然清楚朝廷的弊端,他告訴齊桓公,遠離豎刁、易牙、開方三人。認為他們“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在齊桓公的耳中,這不啻是一聲驚雷。齊國上下沒有人敢否定這三人對主公的忠誠。豎刁,本是齊桓公的近臣。為了能夠時時不離桓公左右,而又不讓桓公猜忌其與后宮有染,他自行閹割。易牙,齊桓公的廚子。一次,桓公戲言遍嘗美味,只是不知道人肉什么味道。易牙就把自己的年幼的孩子烹調成美食,送給桓公。開方,本是衛國的長公子,放棄衛國儲君不做,而到齊國侍奉齊桓公15年,即使是親爹病故,也不回家看一眼。

管仲認為,愛自己的身體勝過愛別人的身體,這是人情,但豎刁不惜閹割自己討好國君,這是違反人情的;易牙為了滿足國君的一句戲言,不惜烹了自己的兒子,沒有人性;開方舍棄了做千乘之國太子的機會,屈奉齊桓公15年,父親去世都不回去奔喪,是無情無義的人。寵信他們,國家必亂。

管仲深知治國需要批評而不是奉承,一國之君被歌功頌德者包圍,將會誘發危機四伏。三國時期,一直效仿管仲的諸葛亮曾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揭秘國家興衰的根本原因。

同樣,現代企業安全文化中倘若缺失對不安全因素的指出與修正,特別是對隱患不能及時消除實現閉環管理,而這些隱患一旦集中爆發,或許對企業生產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或許是對管仲的感恩,管仲死后,齊桓公驅逐了這三人。但不到一年,齊桓公就又把他們召回宮中,他們離去的日子,齊桓公食不甘味,寢不能安。四十年雄霸天下的榮耀,已經讓他忘記憂患的童年和風雨飄搖、生死難測的莒國之途。當年,恰恰是管仲的一箭讓他成為了一國之君,而他也與管仲成為莫逆之交。成語勿忘在莒便是說齊桓公不忘在莒國時的艱難驚險。

因為這樣的情愫存在,齊桓公并沒有聽從管仲的建議,而是繼續將小人留存。但事情的發展完全符合了管仲的擔憂。齊桓公臥病在床的時候,覬覦桓公之位多年的三人直接將桓公困斃——顯赫一時的一代明君在自己豪華的宮殿中饑寒交迫而死——直到六十七天后,尸蛆爬出窗幔,才不得已發喪下葬。而經歷這樣的變故,齊國霸業也不復存在了。

管仲的錯誤在于,明知此三人的存在對齊桓公和齊國的霸業是巨大隱患,同時以他的睿智和力量完全可以以“清君側”的口實,將此三人除去。后世并沒有人指責管仲對此三人的不作為是失職。但從現代安全管理的角度講,管仲的錯誤是不可原諒的。

傳說齊桓公死的時候,以袍袖掩面,表示沒有顏面與九泉之下的管仲相見。

近兩千年后,宋朝的蘇軾大聲哀嚎: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

而按照現代安全隱患管理理論來看,無論是管仲還是齊桓公,只要有一人履責,就能完全實現對“三人”的“風險管控”。

只是歷史不可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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